要好的同志,让他们侧面反映一下,以工作需要为
名,把我重新调回军机关。恰在这时,军党委做出一个十分严厉的决定:凡在连队
和基层单位的高干子女,一律不准调到机关里来。已经调的要坚决送回基层,个别
因有利于打仗确实需要调的,不管他是干部还是战士,均需军党委审批才能调动。
否则,按战时纪律予以追究。
我听后,心里凉了半截。
梁三喜对我的态度倒还够意思。在他骂我滚蛋时我没还嘴,见我跟着连队来了
又没离开连队,他不仅没再向我投来鄙视的目光,反而象我刚下连时那样主动找我
商量工作。我还觉察到,他已给连里的其他干部做过工作了;当我们坐着闷罐车朝
前线开时,一路上靳开来曾不时地说些风凉话给我听。扬言说战场上他将摽着我,
一旦发现我有叛变的苗头,他会给我一粒“花生米”尝尝……而眼下,他见到我尽
管脸还放不开,但大面上也总算说得过去了。
连队进入了临战前的突击性训练。为适应在亚热带山地丛林中作战,团里让我
们九连练爬山,练穿林。这比那“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”,更够人喝一壶的。梁三
喜累得嗓音嘶哑,眼球充血,嘴唇龟裂,那瘦削的脸膛更见消瘦了。就连被誉为
“轻型组克”的靳开来,脸颊也凹陷了。至于我,那就更不用提了。我累得晚上睡
觉连衣服都懒得脱,常产生那种“还不如一颗流弹打来,便啥也不知道才好”的念
头……
我和妈妈已有二十多天中断了联系。来到前线后,料她也无神通可施展了,我
也就懒得再给她去信。这天,从后方留守处转来连队一批信件,其中有我三封。一
封是柳岚从军医大学写来的,她在信中质问我为啥接到调令后还不回去,讥笑我是
不是想当什么英雄了。她毫不掩饰地写道:现在的大学生宁肯信奉纽约伯德罗埃岛
上的铜像( 自由女神) ,也决不崇拜斯巴达克斯……另外两封信是妈妈写来的。头
一封信她让我离开连队动身时给她拍个电报,她好派车到车站接我回家。第二封信
她已觉出事情不妙,似乎也深知在这种时刻调我回去的利害关系。她问我是否因周
围有不良反应才没走成,如果觉得实在不能调走,那就无论如何也得离开连队,重
回军机关工作方为上策。
妈妈的“上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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